优秀的事迹能够引发我们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伟大的事迹是人类努力和拼搏的见证，它们展示了人类的无限潜力，下面是小淘范文网小编为您分享的南仁东事迹6篇，感谢您的参阅。

南仁东事迹篇1

南仁东(1945.02—20xx.09)，我国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曾任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

十二年夜以继日的走访、十余年奔波各地的推销、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永恒坚守，为了建造一个属于中国的大型射电望远镜，南仁东，一位天文科学家，从壮年走到暮年，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树起了一座真正的科学丰碑。

他的一生，以国家的需要开始，以国家的需要结束。他曾驰骋于国际天文界，得到多国青睐，却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当时他一年的工资，只等于国外一天的工资。一九九四年起，他一直负责“中国天眼”五百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的选址、预研究、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编订了科学目标，指导了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及试验，堪称发起者和奠基人。不仅如此，“中国天眼”工程核心团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南仁东的学生。他用奉献和执着，引领着一批年轻科学家的梦，开始飞向浩瀚太空。

他曾获“20xx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cctv20xx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全国创新争先奖。病逝前，入选为二○一七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去世后，中央宣传部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斯人已逝，但他的精神将永垂不朽、万古长青。他毕生心血所成的“中国天眼”会替他看遍浩瀚星空、无垠宇宙。

南仁东事迹篇2

1957年，英国建成76米口径洛弗尔射电望远镜;

1961年，澳大利亚建成64米口径帕克斯射电望远镜;

1963年，美国建成305米口径阿雷西博球面射电望远镜;

1972年，德国建成100米口径可转动抛物面射电望远镜……

中国，1993年建成仅仅25米口径射电望远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天文学家们提议：多国联手研制大射电望远镜。

南仁东听到消息，立马向中国科学院提出，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

这样的提议，无疑是痴人说梦，同行的鄙视，足以把中国25米射电望远镜踩在脚下。

南仁东，这个固执、倔强的老头，一咬牙，倾尽一生，在二十多年后，把一个世界最大，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牢牢地扎根在中国贵州。

世界惊叹，中国奇迹诞生了;国人悲叹，“不疯不成魔”的南仁东劳累过度去世了。

1945年2月，南仁东出生在吉林辽源。那里有座龙首山，南仁东小时候喜欢爬到山顶看星星，他对星空非常感兴趣，读《地理》课本时，他想：“南半球看到的星星是不是跟我们看到的一样?”

不过，南仁东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不敷衍，样样都要钻研。

他喜欢美术和文学，经常在课堂上画画，偷看小人书，一有钱就去书摊看书，他的痴迷让书摊摊主都感动了，到后来就免费让他看。

他喜欢拍照片，便拿着照相机到处拍，拍完又自己配显影药水，等到黄昏后，在教室把桌椅拼起来，把衣服脱了围在四周，造出一个“暗房”，还真把照片洗出来了。

南仁东这样的劲头，让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知识，也为他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高考，南仁东以平均分98.6分，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

南仁东喜欢建筑，填报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绩比清华建筑系的录取分高出50多分，但因为国家更需要无线电方面的人才，他被调剂到了无线电专业。

一开始南仁东并不乐意，但是父亲说：“国家少一个建筑师，多一个无线电科学家，不是更好吗?”18岁的南仁东接受了学校的安排。

大学里，南仁东除了学习知识，还去了全国各地游历，这段历程大大激发了南仁东的爱国意识，他有了强烈的为祖国做贡献的愿望。再回到清华园时，他留起了小胡子，有人说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蓄须明志。

大学毕业后，南仁东被分配到通化无线电厂，在厂里的生产实践中，南仁东什么都喜欢干，尤其是那些技术活，他在工作中磨砺出“一丝不苟”，做事“严丝合缝”的工人特质，这样的南仁东总是做什么就能成什么。

1969年，厂里接到任务，要求研发一种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南仁东负责设计收音机实体形象。

他反复测算，综合各种因素，绘出实体图，给出各个部位具体数据，小组成员配合形成全套图纸，搞出模具。最后，注塑测试竟一次通过，专业的七级模具师傅都自叹不如。

1970年，厂里又接到研制10千瓦电视发射机的任务，南仁东约另一个技术员刘绍禹去接这个任务，刘绍禹觉得，电视发射机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他们不可能干下来的。

南仁东不服：“怎么不可能，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不是也干下来了吗?”后来，南仁东又说：“人是要做点事情的!”这句话打动了刘绍禹，两人一起向工厂请缨。

获准后，他们从阅读研究已有的科研图纸开始，研制小组每个人都很投入，作为小组长的南仁东更甚，他手里拿着图纸，嘴里叼着香烟，一夜一夜熬得双眼通红。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研制的电视发射机，当年就顺利通过了省级验收，南仁东设计的外形，被吉林省工业厅评为第一名。

后来，通化无线电厂和吉林大学合作开发出计算机，南仁东任试制组组长，产品大量投产后，他们厂成了通化市的三大纳税大户之一，南仁东也晋升成技术科长。

在通化无线电厂，一呆就是10年，正在他准备进军集成电路时，高考恢复了，要不要放弃集成电路去考研?

南仁东犹豫了。这时一位前辈告诉他，眼光一定要放长远，要去深造，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像是冥冥中的安排，1978年，从小爱看星空的南仁东，被中科院研究生院录取为天体物理研究生，从无线电转学天体物理。

离开厂子，去北京报到时，南仁东忽然舍不得了，坐上离开通化的车他哭了，一直哭到了锦州沟帮子。

开学后，南仁东坐在冷冷清清的天文台观测站，心里想的却是工厂火热的科研生产，他回忆起过去十年，边学边干的时光，突然就觉得琢磨星空太不实际，太浪费时间了。于是，开学不到两个月，他背起背包回厂子了。

后来又经过多方劝导，南仁东返校。导师告诉他天文学的发展近况，过去的六十年代，人类在天文学领域有重大收获，但四大天文发现，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发现的。

这激起了南仁东在天文学上的斗志，南仁东终于向着星辰大海出发了，研究生毕业又继续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

1985年，40岁的南仁东，应邀到各国的天文台访问学习。相比大学时的大串联，这次他走得更远。他坐着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了苏联、东欧。

南仁东带的钱不多，走到中途钱不够了，就在路边给人画像，挣了钱再买车票继续前行。

游学访问结束后，南仁东回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工作。1993年，南仁东已经是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了，国际天文学家们提出建大射电望远镜(ska)，和南仁东不谋而合，他一直想改变落后的现状，想在中国建大射电望远镜。

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要抓住这个机会。

南仁东抽着烟，逐字逐句地斟酌推敲，写出了一万七千三百多字的《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那字里行间全是他的殷切期望。

建议得到中科院的支持后，南仁东马上开始选址工作，他到中科院遥感所找到了聂跃平，聂跃平那年36岁，正在中科院遥感所做博士后。

听完南仁东的要求后，聂跃平问：“为什么不去贵州找?”聂跃平分析，贵州喀斯特地貌能自动排水，在那儿找个大坑放大望远镜再合适不过了。南仁东听了很兴奋：“你再去贵州，赶紧去，先去摸个底，好吗?”

受南仁东的感染，没多想，聂跃平一口答应下来：“好，我去给你找。”

为了抢时间，南仁东特批聂跃平坐飞机去。那时的他们意气风发，南仁东虽料到选址工作会很艰苦，也知道建大射电望远镜很难，可他们都没想到，光选址就用了十几年。

那十几年，为了铸造这个国之重器，南仁东、各方面学者以及贵州人民如同走了一段艰苦的长征。

眼下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建大射电望远镜还没有立项，也就没有经费，这么大的项目没有大笔固定经费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幸好，在中国有最伟大的学者和最伟大的人民，他们不计回报地付出，总能成就一些伟大的事。

聂跃平已经想好了，即使没有经费，他也要想办法把选址这个事做好，他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份责任，此后十多年，他不但没要南仁东给钱，还到处去找钱来帮南仁东。

贵州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很支持，山里农民很穷，但每每有专家去考察，农民们总要杀土鸡，拿出自家酿的土酒，热情招待他们。

有些地方因为没有通车路，科考人员不方便去。当地政府知道后，马上组织农民修路，其中普定县修了8公里车路，因为当地太穷了，没有修路经费，政府只给农民补贴一点粮食和棉花，整个冬季，农民顶着严寒，几个月的时间凿石开山，修出了一条崭新的大路。

这份恩情一直支撑着南仁东走过许许多多艰难的日子。

那些日子有多难，外人无法想象。争取国际ska项目几乎注定不可能成功，那些发达国家，宁可让ska建到非洲去，也不会同意建到中国。想要发展，必须要在高科技领域冲出一条自己的路，可这谈何容易。

最初的几年努力，没有结果，南仁东意识到，不能把希望都放在争取ska上，要做两手准备，不能在一味地等待中贻误时机，如果争取不到，那就独立建造一台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1997年7月，大射电望远镜中国推进委员会的专家们，正式提出由我国独立建造一台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望远镜(fast)的设想。1999年3月，大射电望远镜fast预研究启动。

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困境。美国的阿雷西博望远镜不再对外开放，南仁东申请去美国多次被拒签，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阻止中国建fast。

美国评价fast过时了，国内外质疑fast项目的声音都很大，其中国内的声音竟比美国更苛刻，有人说这是个虚假计划，有人说这是个“钓鱼计划”，南仁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南仁东给一个荷兰天文学家发邮件，讲述自己的想法，对方回复说：“不行，一个连汽车发动机都做不好的国家，怎么能做‘大射电望远镜’?”这可是他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啊，这句话对南仁东的刺激很大。

为了游说更多天文学家支持中国，南仁东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他逢人就讲大射电项目，不厌其烦地给不同的人讲fast的每个创新概念。一向低调的南仁东，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就为了利用讲坛介绍fast。

漫长的岁月里，南仁东始终冲锋在前线，国内国外地奔走，各地联络高校和科研所寻求支持，参加大小会议，宣传fast。

在国内，南仁东只坐绿皮火车硬座，车上给人介绍fast，看起来像个搞推销的。到国外，他和助理同住一间房，宾馆吃饭要钱，南仁东就自带干粮。

预研究需要请很多专家，南仁东尽可能找便宜的旅馆让专家住。请专家吃自助餐，南仁东只安排一个小房间，除了专家们的座位外，再安排一个座位。助理是fast学术秘书，也充当翻译，南仁东没有单独安排助理的位置。

南仁东席间出去抽烟的时候，就叫助理进去，帮忙翻译和解答一些问题，也顺便吃点东西，这就相当于两人共用一个座位，节约一个人的饭钱。

南仁东是名副其实的“铁公鸡”， 而且还是“丐帮帮主”，要想尽办法省钱，还要到处寻找资金，这里面的心酸不言而喻，南仁东不是超人，他也有崩溃的时候。

2005年，南仁东六十岁，有一次，助理上厕所经过南仁东的办公室，听见哭声，推门进去，看到南仁东坐在地上，抱头痛哭，虽然极力压抑着，还是哭出了声音。窘迫的南仁东止住哭声，大吼：“你给我滚出去!”

助理愣住了，问：“南老师，您别急，有什么事吗?”

南仁东仍然坐在地上：“我六十岁了，可以退休了，我没关系，可是我这些学生，他们怎么办?”助理看到了桌上翻开的，申请经费未能获批的文件。

助理给南仁东倒了杯水，扶他起来，南仁东继续说：“在这个满地都是金钱的年代，我的学生在看星星，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现在跟我跑山沟，做的这些，跟经济环境格格不入。他们怎么办?”

他哭，不仅为没有申请到经费，也为学生们的前程和fast的未来，他心里有着重重担忧。

2006年夏天，多国竞争总算有了结果，中国不出意外地被排除了，ska项目确定建在澳大利亚和南非，预计2024年完工，2030年投入使用。

这个结果，彻底断了南仁东的退路，他最初也觉得中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大射电”，最大的雄心无非是把“大射电”引进中国，寄希望于借助国际力量，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

不过，同年11月，fast国际评估会外国专家意见书来了，各国专家的评估意见集中给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台长鲁国镛，由鲁国镛汇总，再给出明确意见。意见书结尾鲁国镛明确写着：fast项目可行，建议尽快立项和建设。

南仁东看到这个结果，掉下了眼泪，他感激鲁国镛，感激他虽身为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台长，但仍然爱着自己的祖籍国。

2007年，fast正式立项，南仁东叫来学生们和团队成员，告诉大家：“fast立项，不意味着胜利，我们只是刚刚出发，就像哥伦布、麦哲伦刚刚出发，前面还会有想象不到的风浪。”

建fast无先例可循，很多问题需要自主攻克，比如，fast有一个关键技术“索网”，射电望远镜要依靠索网的柔性伸缩来调整反射面，对钢索的抗疲劳标准要求是500兆帕，而当时国内外的钢索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普通标准只用250兆帕。

南仁东带着大家从基础材料开始试验，他们发现基础材料能达到550兆帕，既然基础材料是可以的，那就有希望了。

面对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南仁东就一句话：“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再做!”两年间，试验重复了无数次，2011年下半年，索网抗疲劳问题终于解决了。

因为前期工作做得扎实充足，所以，2011年fast工程一开工，推进速度非常快。没有什么是比看着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实现，更加让人激动的。

fast工程圈梁合拢那天，68岁的南仁东，穿着工装，带着安全帽第一个在高高的圈梁上，迎着寒风环圈奔跑，像孩子一样，欢快地在半空中飞跃。

周围山上安装的六座铁塔，最低112米，最高173米，每一座安装完成，南仁东都要亲自爬上塔顶去。这时的南仁东69岁了，他的身体出了些状况，说话时常停顿，喘息声越来越大，饭量也明显减少了。

学生们试图劝阻他上去，但是劝不住，有个学生说：“感觉南老师爬塔，就像拥抱自己的孩子。”

2015年2月4日，春节快到了，南仁东还和工人们一起奋战在工地上，fast工程安装了最后一根钢索，大跨度索网安装合龙，支撑框架建设完成，这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

但南仁东没高兴多久就病倒了，春节后，他被查出肺癌，晚期。

其实，南仁东的身体早就有了不好的迹象，但是南仁东不肯去医院，他怕查出大问题，也怕耽误时间。

有一次难受得撑不住了，南仁东选了一个人少的小医院检查，后来需要交钱请专家会诊，或者花时间去大医院排号，南仁东不想再看了，他没有时间，也没有钱。

助理张承民找医院说情，说南仁东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家，医院要南仁东出示院士证才行，可南仁东还不是院士，南仁东放弃了进一步治疗。为了省钱，节约时间有病不治，南仁东早已为了fast疯狂，他说过做不成，宁愿死!

南仁东的时间不多了。他在食堂不吃鱼，没时间挑刺，工作误了饭点，等不及师傅给他炒菜，直接刮剩菜盆子的残渣剩汤就饭吃。

他屁股上长了个疖子，得手术，术后恢复要躺几天，他不去治，实在疼了，就坐在冰冷的地上压着，冻麻木就不觉得疼了。

很多人都理解不了，南仁东图什么呢?南仁东曾对助理说过：“有句话讲得好：不要问国家给了你什么，要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再艰难，南仁东也不忘为祖国做贡献的初心。

2015年11月21日，天眼的“眼球”，接收和回传信号的最核心部件，馈源舱成功安装，天眼要开眼了!南仁东举起右手遮在安全帽前，像是在对着馈源舱致敬，他脸上带着微笑，泪水早已流了下来。

2016年7月，最后一块反射面板安装好，南仁东却不在现场，他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被送回北京救治了。

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这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从开工到建成启用，一共五年半。

“中国天眼”让世界开了眼，贵州深山里的大窝凼，成了地球上看得最远的地方。

南仁东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启用典礼，这一天，是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满天繁星，他在fast系统前看了又看，观看到深夜，那是比儿时看到的星星还要遥远的星星，曾经那个稚气的孩子老了。

此后不到一年，南仁东逝世，“中国天眼”成了他生命的绝唱，但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精神。正如他学生说的那样，南仁东是个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人。

南仁东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中，他沙哑地说，我怕亏欠国家，怕亏欠别人，自己只是尽了一点点责任而已。

南仁东事迹篇3

南仁东，吉林辽源人，中国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曾任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负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科学技术工作，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2017年 5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 2017年 9月 15日，“天眼”落成启用一年，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2018年 1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改革先锋奖章，同时获评“‘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

祖国让他割舍不下

在科幻巨著《三体》中，地球人叶文洁接收到了来自宇宙深处的电波，并做出回答，由此引发了惊心动魄的星际冲突……

现实生活中，南仁东的故事可谓是“《三体》前传”—— 他耗费24年、带领团队完成的“中国天眼”，就是帮助人类从宇宙杂乱的信息中分辨出有意义的声音。它看似一口大锅，却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到来自广漠宇宙深处的电磁信号。他将其比喻为“从雷声中听见蝉鸣”。一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1945年，南仁东出生在吉林辽源龙山区。南仁东自幼勤学好问，是个妥妥的“学霸”，上初中时曾连续三年六学期荣获全校唯一的“学习标兵”奖状。 1963年，南仁东以平均 98.6分的优异成绩摘得“吉林省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成为辽源地区 10年间唯一考入清华的少年才子。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年过而立的南仁东捡拾书本再次加入了“高考大军”。这一次，他同样令人震惊，跨专业考入中国科学院天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南仁东被派去荷兰做访问学者，后被日本国立天文台聘为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这期间，他参与了 10个国家的大型射电望远镜计划，以多项优秀成果赢得了国际天文学界的赞誉。

然而，就在南仁东名声大沸之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决定——身为中国人，祖国让他割舍不下。 1990年，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选择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那时，他在国外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在国内一年的工资。很多人笑他傻，他却淡淡地说道：“在我眼中，知识没有国界，国家要有知识!”这简短的话语，折射出南仁东甘挑中国天文事业担子的信心和勇气。

疯狂畅想:“萌生”大国重器

2006年，在南仁东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他被国际天文学会射电天文分部选为主席。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否孤独?”这是南仁东生前常常提及的3个问题。这一切还要从1993年说起。那是在日本东京一场聚集了全球顶尖无线电科学家联盟大会上，有人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的今天，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南仁东坐不住了，他一把推开同事的房门：“中国为什么不能做?我们也建一个吧!”从此，他的生命重心就再也没有远离这一主题。

“天眼”是一个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还不足30米。南仁东却放出“狂”言：要建造一个口径500米，全球最大的!有人嘲讽他痴人说梦，南仁东说了一个比喻：当年哥伦布建造巨大船队，得到的回报是满船金银香料和新大陆。但哥伦布计划出海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不知道，哥伦布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现一片新大陆。

这个工程虽不被世人看好，但南仁东就认准了这件事，他迎难而上，从此紧紧咬定这个大口径射电望远镜不放松，殚精竭虑20余年，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打造这样一个射电望远镜，选址要求特别严格，需要有一个数百米大的被四面山体围绕的山谷，这个“天然大坑”要能放下超大反射面，而且山体还要能挡住外面的电磁波。有人告诉他，在贵州的喀斯特洼地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天眼”台址。南仁东立即跳上火车，在绿皮火车上坐了近50个小时……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300多个备选点，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有些荒山野岭连条小路都没有，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一步往前挪。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当南仁东历尽艰辛深入到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时，看见四周数百米高的叠嶂山峦环抱着中间一个宛若巨碗的大型“天坑”，刚好能够盛装大面积射电望远镜的巨型反射面，而且附近在半径五公里内没有乡镇或人数超过20人的村落，不会产生任何因调频电台、电视、手机以及其他无线电数据的传输造成的电磁环境干扰，一切自然条件和射电望远镜的需求完美匹配。殊不知，此时此刻，时光已经悄然流过了整整12年，已到了2005年了。后来，有媒体记者采访南仁东时问他当时最本真的想法，他说道：“那一刻，我心中升腾起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尽早把大窝凼变成一个现代机械美感与自然环境完美契合的天文观测站。”

“如果建不好，怎么对得起国家”

2006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各院长会议，听取各个“十一五”大科学工程的立项申请汇报。南仁东在会上为 fast申请立项得到通过。在最后的国际评审中，他用英文发言，由于提前把整篇稿子背了下来，评审最后，国际专家开玩笑说：“英文不好不坏，别的没说清楚，但要做什么，他说得特别明白。”

2007年7月，射电望远镜项目获得国家批复立项，随后开始动工建设。在正式开工那天，南仁东站在大窝凼的正中央，看着工人们砍树除草平地，沉默了许久的他只庄重而严肃说了一句话：“如果建不好，怎么对得起国家?”他心里非常明白这笔账目：国家投入11个亿，fast寿命若为30年，相当于国家每天投入10万多元资金。如果建设工作没做好导致停工一天，这笔经费就等于白白扔掉了。正是因为这样，南仁东不敢坐在大后方的办公室里做负责统筹协调的总指挥，而是一天到晚泡在大窝凼施工现场，亲自参与工程建设的每一个部分，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开工建设伊始，在审核施工方案时，他看不懂岩土作业的一些细则，就找来专业书籍恶补了一个月，掌握了岩土相关知识，得以轻松阅看全部图纸。有一次，要建一个水窖，他扫过设计图纸，随手标出几处错误给退了回去，令施工方负责人大吃一惊：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竟然还懂土建。而在后续施工过程中，他还多次向不同工序的作业工人拜师学艺，先后掌握了多门手艺，上钢架去拧螺丝、用扁铲削钢材、在高空梁山上打孔套丝、看试播器调整设备……久而久之，工地上流传出这样一种说辞：在大窝凼，别想蒙南仁东，天文、无线电、金属工艺、画图、力学，他几乎都懂，颇有些“超人”的味道!

事实上，南仁东的“都懂”，完全是建立在他“每天都在学”的刻苦钻研和勇于尝试上的。

寻找外星生命，在别人眼中“当不得真”，但这位世界知名的天文学家的电脑里却存了好几gb的资料，能把专业人士说得着了迷。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来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他也时常告诉学生，“科学探索不能太功利，只要去干，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南仁东的性格里确实有股子“野劲”。 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在正式吊装之前，要先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这个试验，需要用简易装置把人吊起来，送到 6米多高的试验节点盘上，然后在无落脚之地的半空中全程手动操作装试，操作时，如果稍有不慎，人就会摔落地面造成伤残。起初，有好几位年轻工人争抢着要求先上，说下来后会如实汇报结果，但都被南仁东劝阻了，他坚持自己第一个上去。幸好，有惊无险，南仁东完成了各道工序作业后安全落地，并就亲身体验过后总结的注意事项和操作要点一一作了交代。

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施工现场，南仁东特别会“难中作乐”。

有一阵子，fast建设进入攻坚期。南仁东紧盯在工地上，常常顾不上按时吃饭，于是他就往口袋里塞了些饼干，饿了吃几口。但有时一忙，就忘记拿出来吃，以至于最后饼干在口袋揉搓成了末儿。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要扔掉的时候，却见他直接把饼干末儿倒进茶缸里用白开水一冲，再拿树枝搅拌均匀，然后热情地请大家品尝美味的饼干糊糊，偌大的工地，传出了此起彼伏的欢快笑声。

南仁东喜欢冒险。“天眼”现场有六个支撑铁塔，每个建好时，他总是“第一个爬上去的人”。几十米高的圈梁建好了，他也要第一个上去，甚至在圈梁上奔跑，开心得像个孩子。

就这样，在南仁东的亲力亲为下，建设团队克服了深山作业的枯燥乏味和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fast终于在 2016年 9月 25日全部竣工。

这个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或八个鸟巢的“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且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开机后可以观测脉冲星、中性氢、黑洞等宇宙形成时期的信息，并能接收 1351光年外的电磁信号，未来可用于捕捉外星生命信号。

竣工当天，满脸沧桑的南仁东爬上高高的fast圈梁，望着“初长成”的射电望远镜，欣慰地说道：“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艰辛过后，尽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惬意和自豪。

“天眼”就是他留下的遗产

中国天眼完美交工了，作为“中国天眼”之父的南仁东却病重倒下了。

其实，早在2015年，南仁东就因身体不适住院被确诊为肺癌。消息传出后，大家都说是 fast工程把他累倒了。的确，为了 fast工程，南仁东常年奔波操劳，长时间扛重负，身体的免疫系统早已紊乱并发生病变。

初次手术后，南仁东住进北京郊区的一个花园小院，静静休养。有一天，有位同事前往探望，宽慰南仁东说：“也是好事，总算可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谁知，原本谈笑风生的南仁东忽然沉默寡言起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摇头说了这样一句：“像坐牢一样。”没过多久，他就偷偷离开那个小院儿，跑回了大窝凼建设现场。

好多人苦劝南仁东回去疗养，可是他却坚决不肯。大家都说他是拿命相搏，南仁东反驳说：fast不成要命也无用!20多年前，自从“中国天眼”的梦想从心底生发出来，南仁东就决定奉献余生，为梦想而活，以至于到生命尽头亦这般果敢决绝。

2017年 9月 15日晚 11时，就在“中国天眼”即将顺利调试运行一周年前夕，南仁东的生命在病痛中戛然而止，他所期待的“中国天眼”探测宇宙新突破性发现亦无法看到，独留深深遗憾弥漫天地间。

南仁东的一生无疑是光辉灿烂的一生。这个外表潇洒的天文老头，不是院士，也没拿过什么大奖，但他把这一切都看得很淡。“天眼”就是他留下的遗产。

南仁东事迹篇4

20xx年1月31日晚8点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cctv-1)大型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播出《“天眼之父”南仁东》，以“天眼之父”南仁东的逐梦故事再造了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经典，致敬时代精神，让璀璨的中国星光闪耀世界!

节目现场邀请到曾经与南仁东先生一起参加fast建设工作的三位工程技术人员和南仁东的夫人郭家珍女士，共同回顾国家科研重器的诞生史，讲述中国“天眼”的感人故事，其中就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青年技术骨干、河北师范大学校友甘恒谦。

甘恒谦是我校物理学院物理学专业20xx届本科毕业生，并于20xx年考入北京大学天文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曾师从南仁东先生学习射电望远镜有关技术，并在南仁东指导下，开始仿真计算fast焦面场，进行项目相关的可行性研究。博士毕业后，他直接进入国家天文台fast项目组工作，负责接收机前端射频电路的设计与组装，并参与fast电磁兼容测试工作。甘恒谦回忆说，20xx年3月fast正式开工建设，当年秋天他第一次来到fast施工现场时，看到的还是布满泥泞的土地与棱角尖利的石块，“当时的大窝凼，是个不想再去第二次的.地方”。但他和建设团队一起，在fast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的带领下，经过5年多的艰辛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xx年9月建设完成这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和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和南仁东老师一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南仁东的学生甘恒谦回忆起为fast奋战的日日夜夜忍不住感慨，“南老师这20多年几乎没干别的，就专注在fast工程这一件事情上。”

跟随南仁东先生15年的甘恒谦也成长为fast望远镜的技术骨干，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电子与电气工程部主任，负责fast强、弱电系统与接收机系统的运行维护和必要的升级工作，曾获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青年学者”等荣誉称号。

本期《故事里的中国》戏剧部分，采用透视、投影和大屏等多媒体手段，打造出一个光影纵横的“星空宇宙”。从小怀揣星辰大海的少年南仁东和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南仁东，在同一个星空下对话，完成一场信念和精神的接力。

在排练过程中，节目特别邀请到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甘恒谦进行现场指导。跟着南仁东学习十五年的甘恒谦，不仅帮演员深入认识南仁东，还为剧组提供了更加准确的天文知识。当被问及大家管南仁东叫“南老”还是“南老师”的时候，甘恒谦说：“大家都叫南老师，他七十多岁，其实看上去还是很年轻、很朝气。南老师非常喜欢的一个词叫年富力强!”南老师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出现稍微的失误，他的脾气一上来就是瞪着眼睛拍着桌子，基本上一句好话都没有!”。甘恒谦表示，“感谢剧组的付出，让南先生的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

fast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的简称，又被誉为中国“天眼”，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目前是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并将在未来20至30年保持世界一流地位。其科学目标主要包括：将中性氢观测延伸至宇宙边缘，重现宇宙早期图像;探寻发现脉冲星，建立脉冲星计时阵，参与未来脉冲星自主导航和引力波探测;主导国际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网，获得天体超精细结构;进行高分辨率微波巡视，检测微弱空间信号，参与地外文明搜寻等。截至20xx年底已新发现了200多颗脉冲星。

南仁东事迹篇5

1月11日，“中国天眼”顺利通过国家验收，灵敏度达到全球第二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2.5倍以上。通过国家验收，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程成功的标志，意味着“中国天眼”完成了工程师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接棒，同时吹响了凝练科学方向、集中科研力量、全天候观测、加快科学研究的集结号。(来源：新华社)

从器不如人到技高一筹，这一变化体现出中国望远镜技术实现了从追赶到局部领先的跨越。

中国人经历过技术落后，受人欺凌的时代，更懂得珍惜每次的技术突破，也更明白每一次的技术进步甚至领先意味着什么。而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技术进步背后，是默默奉献、不为人知的科研人。

南仁东被称为“中国天眼”之父，他是“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人和奠基人，几乎参与了“天眼”建设的全部环节，为工程顺利落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97年提出fast工程概念后他力主中国独立建造到20xx年逝世，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射电望远镜的.建设上，期间为了寻址，十二年里几乎跑遍了贵州所有洼地，工程建设的五年半他牢牢扎根在现场，他曾说“(天眼)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其中体现出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值得所有人为他竖起大拇指。“年过古稀未伏枥，尤向苍穹寄深情”，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将所有的精力放在“中国天眼”的建设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彰显品格之高尚，精神之伟大。截至目前，fast已发现132颗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93颗被确认为新发现的脉冲星。

南仁东事迹篇6

小的时候指着天上的月亮问妈妈：“月亮怎么我走，它也跟着我走，我可以去月球上吗？月球上会有什么呀”，大家会对遥远的外太空充满好奇，当时的技术大家对未知的星空充满好奇，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一步步揭开外太空的面纱。

作为“中国天眼之父”的南仁东，是他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神奇的外太空。大多数的人的他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带着工作帽、穿着工作服的白胡子老人，知道他对于国家做出的贡献，却不知道南仁东年轻时有过很大的壮举。

一、年少顿悟发奋学习

1951年6岁的南仁东和众多的孩子一样对宇宙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据小伙伴张平回忆，小学的时候俩人经常去龙首山上看星星。当时的中国处于动荡时期，整个国家在慢慢地恢复，中国还没有能力去发展天文领域。

小孩子的世界里有十万个为什么，南仁东也一样。热爱文学痴迷美术的他在15岁的时候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去学习，他有了更大的目标。造成南仁东转变的是他的初中老师。

按道理来说，老师会更关注成绩好的或者成绩不好的，南仁东这样在班级里平平凡凡的.学生，最不容易被老师注意到的。这位老师慧眼识才，把南仁东邀请到自己的家里进行谈话，俩人聊理想谈志向。在这之后南仁东变了，开始了人生道路转折。

南仁东在学习上勤奋努力，成绩迅速提升，成为了当时老师眼里的神童，高考以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南仁东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热爱天文学的，高二的时候会订阅天文学杂志，大家没有想到的是高考志愿他选择了建筑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分数高出清华建筑系的南仁东被调剂到无线电专业，这个时候的中国需要培养无线电方面的人才。

面对这样的结果南仁东的心情我们无法得知，或许是他内心是不想去无线电专业的，又或许为了国家的发展选择无线电专业，他最后的选择是进入无线电专业，好好学习知识。

二、出类拔萃，青云万里

1968年南仁东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通化市无线电厂工作，这个地方是南仁东科研的起点。

23岁的南仁东要比同龄人看起来大很多，和同龄人穿搭也很不一样。当时流行行军服装，大家比较喜欢绿颜色的衣服，南仁东去报道的时候穿着皮夹克、黄色紧身裤，脚上穿着给一双尖头皮鞋，这样的装扮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时髦的，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异类”是不解。

身为清华无线电专业的第一名，他被领导安排在包装车间工作，当包装工，这样的安排让南仁东非常的生气。在和厂长一番理论以后调到无线电组车间当“小金工”，这个依旧和自己的专业不是很符合，他却很满意，没有什么意见。南仁东把这样一件枯燥的工作做得比专业技工还要好。

1968年12月22日，国家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有很多高材生纷纷到农村去。这个时候的南仁东还没有学够技术，就被上级安排到研发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小组。24岁的南仁东和厂里的其他小伙伴一起研发了中国第一台便携式小型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名为“向阳”牌收音机。

经过批量的生产，收音机向全国售卖，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收音机。这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是无比的欣喜，给大家带来了接受外界新闻的平台。有些人在面对挑战时会选择慢慢退缩，有些人则直面挫折，南仁东则是后者。

1970年南仁东所在的厂从无线电厂分离成独立的一个无线电企业，改名为吉林省通化无线电厂。在这新的一年他们接收到了一个严峻的任务，制造10千瓦电视发射机的任务，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南仁东认为这对于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绍禹是不想接手这个任务的，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样的担忧南仁东是理解的，在他心里就没有不会完成的事情。他认为很多东西一开始也是没有的，都是从无到有的，电的发现和使用，火车的建造与使用这些都是在人类一点一点创造出来的。

南仁东向厂里请示要接手这个任务，在刘绍禹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一同的努力下经过一年的时间就成功研制出10千瓦的电视发射机。由南仁东主导设计的电视发射机被吉林省工业厅评为第一名。

三、放弃读研，背包回家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在得知这样的消息后，南仁东内心是很犹豫的，妻子郭嘉珍是希望丈夫可以继续进修的，厂里的人分为了两派，一部分人希望南仁东可以继续深造，另外一部分人是希望南仁东待在厂里做研究。

南仁东内心非常的纠结，他决定不去了，继续跟进厂里的集成电路项目。有人为他做的决定感到叹息，无线电台的副局长找南仁东谈话对他说：“眼光要长远一点，一定要去深造，将来可以为国家做出个更大的贡献”。

在听到“国家”二字，南仁东决定要继续深造，白天认真工作，晚上下班复习功课，日子在半工半读中度过。在次年的8月南仁东收到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大家都在为他感到欣喜，人生的新大门在为他开启，可是这个时候他又犹豫了。

在入学两个月以后，南仁东放弃读研究生，拿着自己的背包回到家。他的妻子对他的做法感到非常的吃惊，劝丈夫回去，其余工友也劝南仁东回学校，他认为在厂里干项目比钻研星空实际得多。这件事情被工厂和研究生学院重视起来，大家一起劝返他回学校，经过众人的劝说南仁东返回了学校。